新冠肺炎从2019开始爆发，疫情一步一步蔓延，最后扩散到世界各地。新冠肺炎不只影响着世界各地市民的健康，还引起很多国家的惊慌和关注。为了控制疫情的扩散，世界各国也推出很多大同小异的科技防疫措施让惊慌的市民盲目跟从。在新冠肺炎来袭的一年，大家已习惯各个国家通过不同的科技技术，对受隔离人士以及不同的人群实行追踪、管理和监控。但基于对新冠防疫措施的重视，很少人会质问或探究这些科技防疫措施是否必要、以及政府是否有收集市民的数据或提供足够的信息给予市民监督。所以在执行这些科技防疫的措施的过程，私隐保密和科技应用的伦理问题又再一次引起关注。 

当新冠肺炎来袭，有很多国家分别提出监控计划，以防病毒在小区再一次扩散。例如在香港，政府会向隔离者派发印有QRcode的手带，同时要求他们安装一个用于监察的手机应用程序来判断他们有没有违反隔离令。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所运用的接触者追踪技术，也造成市民的个人资料被未授权用户和政府收集。首先很多这些科技防疫也是强制性质的，加上很多这些科技防疫措施也是时到临头才赶紧设法制作的。市民并不清楚知道这些应用程序是否会侵犯到个人私隐，但基于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防疫，很少市民会质问或探究这些科技防疫措施是否必要。 

的确在采取科技防疫措施时，很难避免会有涉及私隐权利的伦理问题。但为了保障市民的个人资料有足够的保护，在香港，政府应该在防疫和个人私隐取得最理想的平衡，确保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所发出的六项保障资料原则得以体现。

刘祉仍

永盛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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